植物是空气过滤器，呼出氧气，吸走二氧化碳气体，但是 不是所有的花木都适合在室内种植，有些花木产生的Ep-steln-Barr 病毒物质会诱发脑瘤,鼻咽癌和肿瘤的发生。下面图片中的漂亮花卉，就是致癌花卉的一部分，请您小心对待！

                                   虎刺梅

                   扁竹兰

                      夕阳变叶木

                         紫霞变叶木  

                    黄金变叶木 

                       彩霞变叶木

                             嫦娥翎

                         红桂花

                      金路花

                        曼陀罗果

                       曼陀罗花

                        全株曼陀罗

                       银边翠

                         指甲花

转载至神经外科贺晓生教授的博客

     植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是清新空气的过滤器，随着居住面积的扩大，居室环境的改善，许多热爱大自然的人们把室外漂亮的花草植物养殖在了家中。你是否知道，有些色彩斑斓的花木可能是癌症的“帮凶”。

     一直被他当作“空气过滤器”的花草中，竟有几种是含有致癌病毒的“隐形杀手”。中国预防医科院病毒研究所曾毅院士对植物所含物质的促癌作用进行了研究，有些植物中所含有的“Ep-steln-Barr 病毒早期抗原诱导物”,可以诱导EB病毒对淋巴细胞的转化，并能促进由肿瘤病毒或化学致癌物质引起的肿瘤生长。目前，致癌植物诱发鼻咽癌，脑瘤和食管癌的实验已得到证实。如果居室中种有此类植物，就有可能由于长期吸入花粉、尘土颗粒等原因引发癌症。

     并不是养这些植物就一定会得癌症与脑瘤，诱发癌症的因素很多。就多数脑瘤来说，遗传因素是基础，EB病毒在癌症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而环境中的促癌物和致癌物只起协同作用。对于不清楚自己是否有癌遗症传基因的市民来说，最好不要在家里养这些植物，以免引发疾病。

     在病毒病控制所公布的52种带毒花木中，大多数为园林和中草药苗圃中的植物，其中可能出现在普通百姓家中的植物主要是铁海棠（刺儿梅）、变叶木、鸢尾、乌桕、红背桂花、油桐、金果榄，有些人家中可能还有曼陀罗等少见品种。

     在城市的花卉市场里，很容易就找到了铁海棠、变叶木、金果榄等植物。由于它们造型别致、颜色鲜亮、价格适中，购买的人很多。专家告诉我们，大自然充满着辩证法，越是漂亮和鲜艳的植物，越有可能是带毒的植物。 建议爱养花草的市民应及早“驱逐癌症元凶”，不要在家中种植致癌植物。 如果非常喜爱，不舍的丢弃，也可以把花草移到室外养，尽量不要让孩子和老人亲密解除它们。保护大自然，爱护自己，才是最好的和平生存环境。

转载至神经外科贺晓生教授的博客

　　根据卫生部部长陈竺最新的表态，“医改的指导意见和配套文件已经完成”。而在今年年初，发改委人士也透露医改方案将在3月提交全国人大讨论。

　　“改”，必是今年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核心词语，2008，将是中国新医改的元年。

　　被误读的“供需之争”？

　　2007年12月26日，陈竺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做《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报告。当晚，医改北师大方案主笔、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在阅读报告后评价，“虽然不够完美，但终于说出了‘政府投入应兼顾医疗服务的供方和需方’”。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认为：“这（报告）是一个进步，起码从根本上汲取、融合了之前几方的医改思路，不在只偏倚于一方的观点和利益。”

　　坚决倡导“补需方”的顾昕直言，补供方和补需方从来也不是一对矛盾，去年一度被炒作的供方需方之争，实为媒体的夸大和误读。顾昕说，强调“补需方”，是因为政府此前对“需方”的忽视———多年来，基层群众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障，“因此，我们坚决要求政府今后对医疗卫生投入的重点，是为全民建立公立的基本医保。”

　　供方的钱应该怎样补？

　　明确“兼顾供需”的投入方针之后，就有一个财政向哪类供方投入的问题。

　　医改“计划派”认为，财政对供方的投入，应该补给公立医院，即保证医院的生存才能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和可及性。

　　然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教授表示，“提倡把财政补给公立医院，需方无法有效监督其运行效率，可能导致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效率或新的腐败。

　　顾昕则认为，补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根本不用去划分。医改当务之急，是医保覆盖全民的同时，构建市场化的“守门人”，改当前按医疗项目付费为按人头付费，由享受医保的患者选择医院，“哪家医院服务好、价格低，患者就购买谁的，同时拥有监督权。财政补贴最终还会流回到供方”。

　　以药补医不能一断了之？

　　医疗机构要争取新增的财政补给，就必须切断旧有的“供血体系”，即备受诟病的以药养医模式。

　　陈竺的报告指出，“公立医院要实行医药收支分开管理，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切断医院运行与药品销售的利益联系”。

　　这一提法恰成激辩焦点。

　　这里所说的“以药补医”，是指取消目前“医院药价可比政府定价高15％的政策”。

　　有药品代理商表示，“医院按政策加价”仅是造成药价虚高的一个表面因素。实际上，药品从厂家到医院，层层代理、招标的加价以及给医院医生的“回扣”，才是导致药价虚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只取消“以药补医”，消除不了“大处方”的土壤。

　　此外，在医改“市场派”看来，“收支两条线”也是一项难以贯彻的任务。“收入高的医院谁会愿意放弃已有的收入，去补贴其他医院”，根据顾昕的调查，不仅很多医院的院长反对该制度，越来越多的卫生局长也意识到难以管理而转变了立场。

　　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审议陈竺的报告时，就有委员直言：在具体医改方案正式出台前，国务院应该形成意见，明确财政投入机制的改革。

责编：赵德礼

    西部网讯  专访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

    药价降了，看病为何还是贵？

    以药养医体制下临床用药不合理　医保制度欠缺个人负担比例加大

    近年来药品价格一直都在下调，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为此，本报就人们非常关注的药品价格管理问题专访了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

    药价总水平持续多年下降

    问：药品价格改革和调整带来哪些变化？

    刘振秋：总的来看，近年来药品价格改革和药品价格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药品价格逐年降低，国家统计局统计常用药品价格从2001年开始连续六年下降，同比价格指数分别为-1.5%、-3.5%、-2.6%、-3.3%、-1.7%和-1%。临床使用量较大的抗生素价格降低更加明显。比如头孢曲松(1g／支)，1998年以前大概100元一支，现在不到10元。

    第二，使药品价格水平进一步接近群众的承受能力和消费水平，带来了消费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一方面高价药经过多次降价进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原来在大中城市使用的高档药品在降价后开始进入农村市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看病贵的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

    第三，促进了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优化产品结构。近年来，药品生产经营中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药价调整加速了企业进行GMP改造，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了。

    看病贵有多方面原因

    问：根据统计数据，1997年以来药价总共降价23次，每次平均降了15%-20%。降的幅度应该是很大的，老百姓感觉药价虽然降了，但还是看病难、看病贵。

    刘振秋：这里先说明一点，所谓降价23次并不是说所有药品都降了23次，而是指政府出台了23批次的调价方案。其中，部分品种降价次数多一些，部分品种降价次数少一些。药品价格虽然多次降低，但群众反映看病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这方面我们和群众的感受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分析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群众负担的药品费用没有因为价格降低相应下降。药品费用是由用药数量、用药结构和药品价格三方面因素构成的。药品价格下降、医药费用上升，这里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从合理因素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药品大量应用于临床，例如过去治感染的只有青霉素、四环素等，现在有了更有效、更安全的抗生素。这种药品结构的更新换代拉动了药品费用的上升。

    还有，受饮食习惯、环境等影响，疾病谱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少发生的疾病现在成了常见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恶性肿瘤等。另外，过去不能发现也没有技术手段治疗的疾病，现在能够早期发现和治疗了，这些都会导致治疗费用的上升。

    但另一方面，也有临床用药不合理的问题。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大处方、开贵重药、滥用药等，这些都是现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引发的不合理行为。

    还有一个原因，大家感到药费负担比较重，就是个人负担比例比较大。由于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许多群众没有医疗保险，看病吃药靠自费。即使有保险的人，因报销比例问题，个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费用。改革开放后，个人医药支付的比例由过去的2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50%左右。因此，要研究健全医疗保障体系，通过社会共济、风险共担来解决群众个人医药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

    重视“变脸”药品高价问题

    问：最近媒体经常报道降价后许多药品消失了，一些老药品仅仅改变包装的颜色或者包装容量，“变脸”成为国家新药，进入流通领域。对此，有什么治理的措施？

    刘振秋：药品降价后从市场上消失的问题，我们曾组织过专门的调研，从调查情况看，市场上确有部分药品出现了断档脱销现象，但数量有限，大概不到5%，主要是一些临床需求小、不确定性强的品种。媒体反映的降价药消失，主要是同一品种中个别企业具有的品牌规格的消失。一般都有其他企业生产相同成分的产品供应，只是品牌不一样。由于消费者和医生处方习惯上都使用企业的商品名，过去常用的个别品牌不生产后，有时会认为这个品种就消失了。这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另外，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些降价药品，特别是廉价药品，受各种因素影响逐步从高等级医院退出，转到农村市场上去了。

    当然，过去我们也发现有些药品降价后，企业通过改变剂型、包装等方式，再高价上市的现象。对此我们在价格方面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我们制定出台了《药品差比价规则》，对有效成分相同的药品，在改变剂型、规格、包装后都必须按照规定合理比价或差价定价。换言之，如果成分没有改变，只是外形、包装等改变了，价格上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另外，我们了解到，有关部门在积极采取措施整顿药品审批注册秩序，我们相信“变脸”药的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

    政府管理两类药品价格

    问：目前的药品价格究竟是如何管理的？

    刘振秋：药品价格政策也是经过了几次变化，由过去的完全政府管制到基本放开，再到现在逐步加强监管这么一个过程。目前药品价格主要实行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方式。

    具体讲就是政府管理价格的药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大约有2100种，主要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由政府规定最高限价，生产经营企业在不突破最高限价的前提下，自主确定实际购销价格。另一类是少数垄断性的、特殊性的药品，如麻醉药品、一类精神药品、计划免疫药品等，这些是直接实行政府定价。目前市场销售的药品数量大约1.2万种，在这当中由政府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品种大约有2400种，占市场流通数量的20%左右。政府制定价格主要是依据社会平均成本，兼顾市场供求等因素，也是经过严格程序制定的。

    寻找体制机制解决之道

    问：政府在药品监管上下一步会有什么改革措施？

    刘振秋：治理整顿药品价格秩序一直是发改委价格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改进药品定价办法，完善相关政策，不断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与透明度。一是进一步合理调整政府定价范围；二是加强药品成本和国内外市场价格的监测；三是不断改进政府定价方法，健全专家评审制度；四是采取措施加强对企业自主定价药品价格的监管。价格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反映，解决药品价格问题不能简单地就价格论价格，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寻找根本的解决之策，单靠降低药品价格是远远不够的。(晏琴)

责编：居福

　　仿制越多 降价越多

　　从源头上改变药价虚高问题，是国家发改委的首要考虑，而对于市场上频繁出现的以多次、重复仿制药品，规避“降价令”的问题，将得到部分程度上的遏制。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初步拟定，将“价格递减”的幅度定在10%，即对已研制成功并上市销售的药品，每仿制一次，在审批定价时，便在原来的基础上下调10%，在这样的方式下，仿制的次数越多，该种药品的价格就变得越低。

　　举例说，一种首次上市的药品定价是10元，第二次仿制的该药品，就降价10%，定价9元，第三次仿制时，再削减10%,定价8元。以此类推，第十次仿制时，该药品可能就要定价1元，如此一来，过低的价格将使仿制的制药企业无法收回成本，从而使其自动退出。

　　“不过，这需要药监局和发改委之间的紧密配合。” 浙江康恩贝集团公司首席顾问祝匡善评价说，“哪个厂家的仿制药排在先，哪个排在后，药监部门最清楚。发改委主导的定价递减操作，必须以药监局的新药审批排序为准，否则又会生出许多争议问题。”他表示。

　　另外，核定首次上市药品的基准价格，也面临一定的桎梏。祝匡善告诉记者，当年计划经济时代，原研药的定价是按照外企自己上报的成本加上15%至30%的利润补偿形成的价格，“这个办法沿用至今。如果推翻以前的全部原研药价格，重新核定，其工作量将非常浩大。恐怕发改委暂时不会轻易启动这样的核查工程。不过改革是渐进的，以后还可以调整。”他说。

　　鼓励直销 谨防差价过大

　　控制药品生产之后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之间的“价格差”，是国家发改委此次修正思路中的又一记“重拳”。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国家发改委初步敲定的“新思路”明确提出，制定合理的可以允许的“差价率”，应在药品的实际出厂价格或进口到岸价格的基础计算，从而控制“低价高销”的现象，避免医药在流通环节的过多加价，造成终端的高价格。

　　国家发改委的对策将是鼓励“药品直销”制度，即药品直接从企业配送到医院或药店。

　　与此同时，医院作为最大药品“销售终端”，对药品定价过程中的“差价政策”，也将在新思路中面临全面调整。据了解，调整主要集中在先前允许的最高15%的差价率领域。

　　新思路提出，在不突破原定的15%加价率前提下，医院将实行药品分类加价制度，对不同价格档次的药品实行有差别的加价，“让高价药加价低，低价药适当高加价”。

　　而按照以往规定，药品进入医院后，医院可以有最高加价15%的权限。此政策的一个不良后果是导致医院将所有药品的加价率都用足“上限”，于是，这使得高价药价格更高，医院在趋利心理下更加侧重推销高价药，令百姓感觉看病贵。

　　“分类加价肯定比15%加价政策更好，因为这样做可以引导医院减少卖高价药，增加低价药的销售，让百姓得到实惠。但是，这个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医院卖药越多、获利越多’的趋利局面，应该说还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长期从事药品价格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医药物流研究中心主任李宪法指出。

　　配套严管 细节效力

　　虽然鼓励药品直销，但是如今医药行业仍然存在大量自身产品配送渠道不健全，必须依靠中间流通环节的企业。不过，这一领域并未成为“新思路”的“空白”。

　　对于有些药企的销售配送能力不足，需要经销商参与销售的，日后政策将强制要求必须以合同形式分别确定出厂价和推广费用，不得以现行的折扣、折让等形式给经销商推广费，同时规定，厂家必须尽到对药品市场价格进行监审的义务。

　　南京长澳药业副总戴立权认为：“作为厂家，我们非常欢迎把出厂价和推广费清清楚楚分开的做法，这样可以规范药品购销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行为。但这个政策在具体执行中能否对抗由来已久的行业折扣等潜规则，还有待考察。”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此次提出的新思路中，对于一些临床用药期间产生的实际问题，也有了细节安排。一方面，虽然规定了“药品定价审批与药品仿制次数成反比”，但对于一些市场上紧缺的药品，可以允许多家仿制药价格保持相对一致，而且可以按照成本较高的企业核定价格，以保证药品供应。

　　另一方面，在临床用药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不同的患者会适用同一药物的不同浓度规格或不同剂型，而产生的不同价格问题。

　　对此发改委提出，那些正在研制过程中或者刚刚研发出的新药，其不同剂型和规格的价格，可以在此过程中就予以确定。而对于那些已经上市时间较长的药品，可以选出使用较为广泛的药品，作为标杆，并以最小剂量为基础，计算不同品牌的同一种药物的各种不同规格、剂型的实际价格标准。

　　“以往差比价定价过于混乱，含药0.15毫克的片剂比含药0.5毫克的片剂还要贵，这样荒唐的事屡见不鲜。”祝匡善认为新思路又是对以往制度的创新，新药申报过程中往往对首仿药要求极其严格，各成本内容、数据都很详实，透明度高，便于核查成本价。(孙晨)

责编：李丹

漫画：药价黑洞 中新社发 任士可 作

　　  新的医改方案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其中关于“医药分开”的建议引起广泛关注，人们期望，这能让高昂的药价降下来。过去几年，药品价格进行过多次改革，但百姓药费负担还是节节攀升，药价越来越让人看不懂。药价究竟高在哪儿？如何才能让药价回归其真实价值？记者进行了调研。

　　●药价谜团之一

　　药价虚高：药品回扣知多少？

　　案例：“齐二药”严重药害事件许多人还记忆犹新。最近进行的案件审理惊曝药价内幕：事件的主角——假药“亮菌甲素”，其出厂价每支仅5元，到医院患者手中价格却猛涨至46.1元，价格飙升8倍多。

　　显然，卖给患者的“亮菌甲素”价格奇高。那么这40余元的加价都到哪里去了呢？据有关调查，广州金蘅源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5元/支从“齐二药”批发这批假的“亮菌甲素”，然后该公司以每支34元的高价卖给了广东医药保健公司，利润高达580% ；而广东医药保健公司以每支36元卖给了中山三院，中山三院卖给患者时又涨了10.1元。

　　由此可见，药品的出厂价并不高，加价都被中间环节瓜分了。据有关知情人讲，医药公司之所以大幅抬高价格，是为了将其中的利润返还购药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回扣，以实现利益均沾。换言之，药价虚高，很大程度“虚”在回扣上。

　　一般一个药品要通过总经销、地区分销、医药代表、医院药房这样几个环节才能到患者手上。我国目前有近5000家药企、7000多家医药分销商，医药生产和经销的开放竞争程度远高于医疗服务领域。与此同时，药企生产的药品以仿制药居多，同质化现象严重，全国能够生产“亮菌甲素”的企业就不下百余家。同类药品多的是，当然是谁给的回扣高就进谁的。于是药企间的竞争就演变成“回扣战”。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指出，回扣是药商们在竞争压力下让出来的利益，可是这部分利益，没有落入患者的口袋，却进了某些医院和医生的腰包。而这笔回扣最终的买单人是使用药品的患者。

　　药品是一种高度依赖专业知识才能消费的商品。我国药品的80%是通过医院销售的，以药养医的体制决定了医生手中的处方权就是药品的生存权，更是回扣生存的土壤。

　　尽管连续几年大力整顿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但据全国纠风办统计，仅2007年，全国医务人员上交回扣、“红包”、开单提成依然达4亿元。有关专家认为，实际上回扣的金额可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药价谜团之二

　　杜绝回扣：招标采购管用吗？

　　案例：正在征求意见的《2008年广东省医疗机构药品阳光采购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所有入围药品品种对市辖区内医疗机构不得进行转配送，严格执行“两票制”， 即厂家向配送公司出具的发票和配送公司向医院出具的发票，意在压缩中间环节。这条规定引起医药界广泛关注。不仅因为规定本身会对企业带来不小的影响，还在于药品招标虽然提出好多年，但方案变化频繁，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药品招标采购至今已实施8年，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招标采购遏制医药购销中的回扣。然而它在实际运行中却走了样，被业界称为“阳光下的腐败”。

　　九州通集团副总经理牛正乾说，招标机构在确定中标企业时，考虑的因素为：价格占40%，质量占40%，服务占20%。除前一项是硬性指标外，后两项都是灵活指标，随意性较大。于是，即便在同一省或同一地区，招标中标价也可能因招标时间和评审专家的不同，对同厂家、 同品种、同规格的药品，招出不同的价格。

　　河南某药企营销经理告诉记者，普通规格、剂型的药品常常会有多家企业竞标，竞争异常激烈，价格会压得很低，即使企业中标也难获利。而新规格、新剂型的品种竞争对手少，中标可能性大，价格也相对高。为了中标，企业挖空心思给药品改剂型、换名称，力争创出独家品种或剂型。其结果是市场上的药品品种越来越多，价格反而被提高了，这就背离了招标的初衷。

　　此外，国家允许医疗机构按照15%的进销差价获利，药品中标价基数越高，顺加额也就越高。因此，医疗机构更愿意选择价格高的药品。而价格低的药品，由于顺加额小，也就难以进入医院。少了医院这条销售的主渠道，企业就不再生产廉价药。这是廉价药短缺的根本原因。

　　更有甚者，还出现了“二次招标”的怪现象。一位业内人士说，目前，各省每次投标的品种都超过5000种，一般中标品种有几千个。而一家三甲医院药房的日常药品也就1200种左右。因此药品中标并不意味着就能进医院销售，这就派生出 “二次招标”，即在招标完成后，中标企业再“公关”医疗机构以使自己的品种真正进入医院销售。“回扣”再度现身，不仅使公开的招标成了摆设，药价也难以下降。为此，业界一再呼吁，药品招标制度亟待完善，招标模式亟待创新。

    4月15日，温家宝在听取与会的基层群众代表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月11日、15日在北京分别主持召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新华网北京４月１５日电（记者李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４月１１日、１５日分别主持召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温家宝强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紧迫工作。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项改革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认真总结以往改革经验，加快推进和深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出席会议。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以发展改革委和卫生部牵头、１６个部门参加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研究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经过一年多努力，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座谈会上，医务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负责人、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农村医疗救助对象、农民工、企业工会主席、国企职工、外企职工、县级新农合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居委会负责人、中学校长等２２名群众代表先后作了发言。大家畅所欲言，直抒己见，一致认为，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反复修改，《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目标明确，思路清晰，系统全面，重点突出，充分考虑了基本国情，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医药卫生事业的主要矛盾，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要求，符合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规律。

    座谈会始终在轻松、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大家就政府投入，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医疗行业监督，医学科研，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康复医学建设，中医药发展，加强社区医院、乡村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改进药品招标制，医疗救助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并就《意见》稿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

    温家宝认真听取了每一个人的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询问有关情况，并记下大家的发言要点和修改建议。他说，这是国务院第一次就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举行座谈会，听取医务工作者和基层群众的意见。我们打开中南海的大门，把群众请进来听取意见，就是启进善之门。这样的座谈会还要继续开，边座谈边研究。经过这一轮的征求意见之后，进一步修改完善《意见》稿，适当时候公开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温家宝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重视听取医务工作者意见，因为他们工作在第一线，最熟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实践经验，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要重视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因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最终要面向人民群众，工作做得好坏，要靠群众评判，要以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标准，座谈中大家提出关于整体方案中的防、治、康三者的结合，医药之间的结合，城乡之间的结合，中医和西医的结合，整体规划和分步实施的结合等意见和建议都很宝贵，对修改《意见》稿很有帮助，工作小组和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收，使《意见》稿更加符合实际，更具操作性。

    温家宝强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涉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人人关心，家家关心，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是一项极为艰巨和复杂的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我们要继续努力，确保《意见》稿在方向和目标上正确，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切实可行，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让医务人员受到鼓舞，让监管人员易于掌握。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要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发现问题，充实内容，不断对《意见》稿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